全球甲烷排放政策覆盖范围不足

我相信忻建威并不知道王立军的底牌，但是，王立军对身边这位时间过长的秘书，陡增戒心。

1947年《国家安全法》正式设立了这一委员会，开启了美国安全战略决策体制的新时代。珍珠港事件仍然属于传统安全观的范畴，即国家对国家的对称性战争，美国对此类安全的识别和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制度准备。

超级总统制迫使美国精英层严肃思考如何从法治原理上加以回应和规训。当然，对于明智的总统而言，他们需要同时依赖私人顾问系统（NSC办公室及国家安全顾问可整合入这一系统）和正式委员会系统。这一传统铭刻于美国人的民族心灵深处并成文于１７８７年宪法之中。美国总统制的扩展及对主流政治传统的突破既有内部秩序原因，更有外部扩张因素。不过，安全、福利、行政这样一些字眼在1905年前后奉行自由放任主义国家哲学的洛克纳时代并不多见，甚至属于另类。

这是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国家安全观，NSC就是这一安全观的产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NSC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安全决策程序的核心要素，成为领导和整合美国军政情报与决策机构的综合性网络，成为美国总统制权力要素的基本支柱之一。但我们是独立自治的，政府出钱，我们独立操作。

所以要自律，要靠自己来承担责任，要考虑到公共责任。中国这些问题出现好多年了，但不去规范。现在，我们动不动用粗暴的方式去控制社会，引起了社会的反弹。1990年新加坡跟中国建交以后，研究所的阶段性任务也完成了，开始要关注当代中国，就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情况。

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什么歪门邪道都可以做了。社会建设，不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社会立法。

以前为了革命，把文化用封建专制和落后4个字就总结了，这是不对的。学者也一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看到并诊疗这些问题，思考怎样把问题改造好，而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就把病人医死了。中国有太少的知识分子法治周末：您在论述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时也提到，知识分子要承担公共责任？郑永年：权力、经济要承担公共责任，知识也要承担公共责任。大家现在讲社会管理、社会公平，以及一大堆社会问题，用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呢？我觉得要通过法律，社会立法一定要加强。

发现问题就要用法律去规范，并减少到最低。真正的文化来自草根法治周末：在您的很多著述中，文化都被放在一个根本性的位置。法治周末：对于当代中国内外部转型，您如何理解？郑永年：我首先看到中国那么多问题，然后如何去理解它们？我就把这些问题放在转型的构架内加以理解。当中国自身还没有确立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一种能和其他国家共享的价值体系的文化，营销怎样努力，都是不给力的。

这几年刚刚意识到，社会管理的概念提出来了。新制度的引入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

法治周末：就您观察，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何值得注意的问题？郑永年：对政府来说，现在政治控制过多，法治监管过少。对于钓鱼岛事件，您如何看待？郑永年：以前的外交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国家间秘密的妥协与讨价还价，有了网络就永远不可能这样了。

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财富出走的情况，还要对中国本身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比如全能神教都出来了，人们看了都觉得吓人。从积极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可以对互联网加以正面监管，尤其是法治，允许它作为一种创造工具，我想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来说，互联网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我写些报纸文章仅仅是业余爱好，更多实践是在写自己的专著。但传统文化捡起来，裹小脚、树牌坊等歧视妇女的东西，现在还能保存吗？一定要根据不同时代的变化。法治周末：您提到的互联网，是否在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中承担重要的推销作用？郑永年：互联网第一次给了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空间。

现在您持怎样一种思考？郑永年：这个很重要。在今后几年推进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最应当注重什么？郑永年：我前几年做过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85%以上的立法都是经济法，社会立法基本上是空白。

从学术领域来说，我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国家转型、共产党的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媒体是一种推销，但你要推销什么？有人说媒体是第四权力，但我觉得，媒体本身也是一个工具。

推销要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运用媒体，比如互联网，建立一种我们自己新的文化出来。在知识分子还没做好的情况下，大家都抢着去做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交流起来，一方面有好处，互动之下产生新文化，同时冲突也是有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重要表现。任何东西都有共同的方面和特殊的方面，中国法律体系也有普适性，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内容要根据中国国情来讲。1997年再次改名为东亚研究所，经国会批准，变成一个法定机构，挂靠在国大。

所以自律还是需要，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讲的。为什么不在法治的构建内去监管社会呢？例如，关于宗教活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等等，社会立法还是空白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法治周末：您的研究基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能否介绍一下研究所的发展与研究的关注点？郑永年：我们这个研究所很有意思，它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本来叫做东亚哲学研究所。

五四运动之后，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但到现在，传统文化越来越浓厚了。法治周末：那产品方面呢？郑永年：真正的文化不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

中国的立法，从社会公正角度来看，有很多方面还不到位。孔家店砸了几十年，还是砸不掉的。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法治相关，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巩固下来，最有效的就是法治，其他的方式都不行。文化精神很重要，不能照搬照抄任何一个国家，中西方法治社会不一样。

公共知识分子要讲自己的公共责任。现在，我们主要做东亚当代政治经济社会这一大块，主要是中国，也包括日本、朝鲜半岛等，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等等。

医生的职责是把病医好，这是底线。把病医好，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来理解病人、理解这个病。

我觉得他们思考的东西，确实比大学里面高高在上的教授更有深度。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